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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占卜术平民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历日》或其他时日选择类占卜比起前代来更加丰富也更加流行。这是因为趋吉避凶的选择术与《历日》结合起来,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在敦煌文书中保存下来的唐五代宋初《历日》,有38件之多,[20]超过了占卜文书的任何一类。而《历日》除了它的日历的作用外,在占卜上也有意义,那就是它逐日注明了行事的吉凶,比如后唐同光四年正月“一日己丑火建,拜官吉;二日庚寅木除,除足甲、葬吉;三日辛卯木满,剃头、裁衣吉”等。[21]
在晚唐五代,一般民众使用的“生活百科”类手册中,也大量记载了这类内容。现存唯一一本这类手册,是韩鄂写的《四时纂要》。据统计,在这本书里按月列举的农家杂录,共698条,而其中的择吉等占卜类就有348条,几乎占了一半[22],例如在正月记有“出行日:凡春三月,不东行……又立春后七日为往亡,不可远行、移徙”,“丧葬:此月死者,妨寅、申、巳、亥人,不可临尸,凶”以及“嫁娶日”“架屋日”“起土”等等的吉凶。我们注意到,这其中的内容其实就是《阴阳书》的内容。所以我们在前面说《阴阳书》后来演变成了时日选择术。这一类日用百科的手册中记有如此多的择吉内容,这在以前的同类著作如《四民月令》中是看不到的。这也就是时代的变化在占卜术平民化方面的表现。而也正是由于它在民间的广泛流行,所以在前引后周广顺三年的诏书中,才会专门将“时日”列为占卜术的一个类型。
反映这种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占卜管理机构在中央官署中地位的下降。在唐代,中央设太常寺太卜署,有太卜令掌管占卜之事,《唐六典》中就详细规定了卜筮正术的内容和使用范围、使用方法。与占卜相关的官吏也设置了不少,例如有卜正二人、从九品下;卜师二十人、卜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卜筮生四十五人等。这些官吏靠占卜吃饭,若卜筮不灵还要受到处罚。这一切都说明唐代官方对占卜的控制。但是到了宋代,太常寺不再设太卜署。这就是说,政府不再设专门机构管理占卜了。这是占卜行为受国家制约弱化的一个表现。而且,这不仅是占卜本身,也是中古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
唐五代占卜的其他特点还能指出以下几点。
比如唐代的文人受当时社会思潮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大具备或者说不大重视抽象思维,所以唐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贡献不多。在唐代,我们在占卜术的范围内看到的是直观的、简单的占卜比较流行。除前述占梦术外,例如还有敦煌占卜文书中常见的“孔子马头卜法”、“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法”等,操作起来都很简单。我们看唐代文人的著作,也很少有人花大力气来研究占卜术。像唐代的大文人韩愈、柳宗元等都没有自觉地深入地去研究占卜术。拿《周易》而言。虽然它是儒家经典,但唐人更愿意把它与旁门左道联系起来,因此研究者很少。特别是唐文宗太和年间李训因善“《易》道”为唐文宗赏识、迁《周易》国子博士、在翰林给文宗“解《易》”[23]、后来导致“甘露之变”以后,这种情况就更明显了。这一点与宋代相比会看得更清楚。北宋初年,宋太宗下诏禁占卜术,只有“二宅及易筮”不禁[24]。所以宋代的文人就治《易》,既借《易》来阐发他们的理学思想,也研究易筮。比如邵雍作的一部大书《皇极经世》,历代都把它归入术数类著作。还有思想家朱熹,他写的《周易本义》,除讲“明筮”外,还专设“筮仪”一篇。这与唐代思想家的表现是大相径庭的。就一般文人而言,比如苏轼对易筮就很熟悉。他“以久不得子由书,忧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涣之三爻,初六变中孚,其繇曰:用拯马壮吉。中孚之九二变为益,其繇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益之初六变为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贞。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也”[25]。像苏轼这样精通易筮,并用易来占卦的事例,在唐代是很少见的。文人的参与会使社会上的占卜术更加盛行,这一点也是唐代与后代不同的地方。总之,唐代卜筮虽盛,但文人关心并从理论上进行研究的不多。
但是占卜术中的易占,由于北宋文人的参与而不断地复杂化,以至脱离了民间成为上层知识阶级的学问。所以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自古术数之学多矣。言五行则本《洪范》,言卜筮则本《周易》。近时两者之学殆绝,而最盛于世者:葬书、相术、五星、禄命、六壬、遁甲、星禽而已”[26]。从中可知,到南宋初,复杂的易占已成为文人学问;简单的占梦已风光不再;传统的相术、六壬、遁甲日趋繁复;既传统又新增有许多新因素的葬书、禄命、五星大行于世;完全新起的星禽也已占有了一席之地。唐五代的占卜发展到此,大致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最后要指出的是,占卜术的兴衰一向与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只想指出一个现象,即唐太宗的禁“杂占卜”,发生在“玄武门之变”后他刚即位时(“玄武门之变”发生在武德九年【626】六月,禁“杂占卜”的诏书发布于三个月后的武德九年九月);武则天禁断相书,在载初元年(689)六月[27],三个月后的九月,她就改“载初”为“天授”、改“唐”为“周”,正式当了皇帝;而宋太宗的禁各种占卜术,也发生在“烛光斧影”后不久(宋太宗开宝九年【976】十月即位,十二月改元为太平兴国元年,十个月后的太平兴国二年【977】十月发布《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诏》)。他们的禁止占卜,实际是害怕天下士庶借占卜术来关心事变、预测形势、煽动人心,从而对统治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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