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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纪辨方书》由允禄、梅毂成、何国宗等人编篡。全书三十六卷。计本原三卷,义例六卷,立成、宜忌、用事各一卷,公规二卷,年表六卷,月表十二卷,日表一卷,利用二卷,附录、辨伪各一卷。
本原三卷,叙述择吉术所依据的各种基础理论,将河图、洛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方位及次序,以及天干地支、十二律、二十八宿、四序六辰、干支五行学说、纳音纳甲,等等,一一详加论列,以正本清源,使人明白择吉术有所归依。
义例六卷(卷三至卷八),逐一叙述择吉术中年、月、日、时四大类神煞的由来、基本性质(吉凶)、所宜所忌、所值时辰、所处方位与运行规律等,相当于择吉术的名词解释。
立成一卷(卷九),将年月日时四大类神煞,各依起例,以类相从,编为各种表格,使各神煞所值时辰及方位,一目即可了然。
宜忌一卷(卷十),叙述各神煞的吉日宜忌。一般的选择书,凡吉神所宜事,一遇凶煞,不论轻重,一概回避。这里则根据各神煞的爱恶情性与力量大小,分别考订,然后述其趋避,比一般选择书要高出一筹。
用事一卷(卷十一)。选择吉日吉时因事而起,本卷详列公私大小事务所宜善神与所忌恶煞,以便人们据以择日选方。
公规二卷(卷十二十三)。择吉以天文历法为基础,此二卷主要介绍岁时、气候、日躔过宫、太阳出入昼夜时刻、太阳出入方位、朦影限(即十二节气的交节时刻)、更漏中星、星图步天歌等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以为择吉张本。
年表六卷(卷十四至十九)。由甲子至癸亥,逐年逐月推排,使各年各月吉方凶方,开卷了然,尤便阴宅阳宅的选方择向。
月表十二卷(卷二十至三十一)。我国历法,以月相变化的一个周期为一月,但神煞一般都依六十甲子运转,所以择吉术每月的日数,便以六十甲子日为周期。此书月表,即按一年十二月,一月六十日推排所值吉凶神煞,分列宜忌于下,让人随事选用。
日表一卷(卷三十二)。择吉最重时辰。吉日既得,而枢机之发,全在于时。此日表只有六十日时辰定局、贵登天门时定局和四大吉时定局三部分内容。
利用二卷(卷三十三至三十四)。主要阐述阴阳宅选方定向之后,如何选择四柱以扶龙补山、相主命的理论原则和具体方法,以及选方用时的制煞方法与造葬权法,等等。
附录一卷(卷三五)。主要介绍那些没有什么义理,但世俗相沿,当时仍广为流传的各种神煞、各种吉日、忌日,并考订其义理。如男女九宫、逐日人神所在、太白逐日游方、百忌日、祀灶日、洗头日、嫁娶周堂、五姓修宅等。此外,还介绍了一些民间习用的择吉方法,以及与择吉术有关的奇门遁甲的基本常识。
辨伪一卷(卷三十六)。在这一卷里,作者将他们认为不合择吉义理,而又广传民间的各种神煞,各类吉凶日时,择其主要者,一一列举批驳。但择吉术由汉迄清,经过历代术士的不断发挥创造,“二十四向而神煞盈千,六十甲子而术家盈百”,流传民间者,因地而异。卷中所举批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趋吉避凶,喜福忌祸,向往成功、吉庆,厌忌失败、凶祸,乃人之常情。因此,在旧中国,上自威威赫赫的皇帝,下至浑浑噩噩的乞丐娼妓,中则士农工商芸芸众生,大多相信择吉术。
但在举国僦妄信择吉,人人崇尚黄历的时候,也有一些坚决反对择吉占卜,反对一切他们看不惯的庸俗行为的学者。这种人每个朝代都有一些。其中最突出的是汉代的王充。
王充《论衡》八十五篇(今存八十四篇),总结了汉代自然科学的成果,继承了苟况、韩非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和谶讳、禁忌等迷信思想,对丧葬、沐浴、裁衣、移徙、祭祀、建房等择吉习俗,作了极其深刻的批判。此书掷地有声,惊世骇俗,终封建之世,能超过他的不多。
在《论衡》中,王充对汉代流行的安葬择日习俗、祭祀择日习俗、裁衣沐浴择日习俗、移徙择日习俗以及建房造屋择日等习俗,分别进行了剖析。最后在《辨祟篇》中对择吉术作了总结性的批判。他说:世间不行道德,莫过于夏桀商纣;妄行不轨,莫过于周幽王和周厉王。但夏桀商纣并不早死,幽厉二王也不夭折。由此说来,逢福获喜,不在择日避时,涉患罹祸,不在触犯岁月。这是再明白不过的。况且古往今来,千君万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禄升降,各有不同。芸芸百姓,耕织商贾,其贫富成败,寿命久暂,千差万别。这绝不是因为高大尊贵者举事以吉日,穷弱卑贱者则举事以凶日之故。人的诞生是一件大喜事,但未必就是得吉逢祥。那为什么偏偏把贫穷、疾病、失败、死亡等说成是犯凶触忌呢?因此,王充认为,所谓择日捡时及其吉凶,完全是不可信的。
汉以后,随着择吉术与择日习俗的日益兴盛,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国家,举凡祭祀、祈祷、命将任官、行军出师、出令颁政、营建宫室、嫁娶安葬,所有大小事务,一概象老百姓一样,必先择吉而后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唐代卢藏用以问答的形式,写下《析滞论》一书,针对国家择吉行政的迷信,作了尖锐的批判。书中说:“国之将兴,听于人;将亡,听于神。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自作。由是观之,得失兴亡,并关人事。吉凶悔吝,无涉天时。”接着以丰富的历史事实,批驳了这种迷信行为。指出,只要为政者刑狱不滥则人民长寿,轻徭薄赋则人民富足,法令持之有恒,不朝令夕改则国家稳定,赏罚得中则兵强。假如违背这些原则,任你卜时行刑,择日出令,也终无成功与富强可言。反之,“任贤使能则不(择)时日而事利,法审令正则不卜筮而事吉,养劳贵功则不祷祀而得福。”这就是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与王充、卢藏用等人的择吉术的彻底否定相比较,《协纪辨方书》一书的作者对择吉术的观点更值得我们注意。他们认为,对于汉代以来历代术士附着于择吉术的那些“支离蒙昧拘牵谬悠之说”,完全可以象汉代王充那样,“斥为理之所无,弃而无论”的。但择吉术作为一个整体,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此书作者在对择吉术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等的叙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观点,对我们加深对择吉术的认识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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